辜鸿铭，精通九国的语言文化，国学造诣极深，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曾被国际社会称为语言天才，孙中山先生亦称其英文为“中国第一”。其才学不仅为蔡元培、李大钊等所推崇，也为托尔斯泰、毛姆、泰戈尔等国外大师所称道，甚至在国外社会流传“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他立志报效祖国，而立之年返国后，在中国近代史上演了一番多姿多彩的悲喜剧，成为清末独一无二的人文风景。他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他学习外语的秘诀，无非就一个字：背。歌德的长诗《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都能倒背如流。这个看似简单而又古朴的办法他不仅尽得其要，而且还成功地向别人推荐。
辜鸿铭，祖籍厦门同安，出生于马来西亚，幼年到欧洲留学。10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跳上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弃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一了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样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进行，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诵。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诵，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了。
布朗对养子的寄望极高。他曾告诉辜鸿铭：“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却多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都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依照布朗的计划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然后再到德国学习科学。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传统文化。布朗当初确实没有看错，辜鸿铭十四岁时，学术造诣就已经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不仅初步完成了布朗拟定的家庭教学计划，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学的各门主要课程。布朗不禁暗自为养子的聪明而感到骄傲。辜鸿铭在学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的成绩也都很出色，已经可以申请毕业了。
大约在1872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专修科为英国文学，同时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时又不知暗自哭了多少次。他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什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大，渐渐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忆及此事时曾说：“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到后来，不仅希腊、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辜鸿铭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种文字与人交流，则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论语·季氏》有云：“生而知之才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兽而学之，又其次也。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至于“困”字的意思，旧注谓“有所不通”，钱穆先生解作“经历困境”，辜鸿铭则自谓“吃不消”。他晚年曾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的还是坚持‘困兽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见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堂！”辜鸿铭忆起读书时的往事，不禁慨叹道：“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则当时人们多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在于他的天赋聪明，辜鸿铭自己是不承认的。
1877年4月，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相关科目的考试，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学位考试中又表现非凡，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辜鸿铭仅20岁。
辜鸿铭自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又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布朗又为辜鸿铭联系入巴黎大学，意在让他学一些法学笔政治学。其实当时辜鸿铭只22岁即已遍学科学、文学、哲学，并熟谙各国语言，造诣确非一般中国留学学生可比。辜鸿铭以极快的速度读完了巴黎大学整学期的讲义和参考书，除偶尔去学校上点感兴趣的课以外，辜鸿铭每天都抽一点时间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文。从刚开始教他学希腊文字母那天起，辜鸿铭就教她背诵几句《伊利亚特》。他的女房东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就把布朗教自己背诵《浮士德》和莎翁戏剧的经过讲给她听。她说：“好，我就这样学下去。”辜鸿铭说：“等你背熟一本，你就要背两本，拦都拦不住。”辜鸿铭的女房东常常拿着《伊利亚特》来到他的房间，把学过的诗句背给他听，请求他的指点。辜鸿铭的教法果然有效，他的女房东在希腊文方面进展神速。许多客人见辜鸿铭教她学希腊文的方法与众不同，都大为惊讶。辜鸿铭后来曾对晚清直隶布政使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从辜鸿铭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国土受希腊纯正的启蒙教育一般。此法乍看强度大，难度亦大，其实则不然。若由字母而单词再简单拼句，则学习者在心理上就产生学外国语言的隔腊情绪了。辜鸿铭还依此法教会了他的女房东简易的拉丁文，也不过三两个月的工夫而已。
辜鸿铭深厚的西方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方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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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史料》
知识分子就一定清贫吗？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据史实，在19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当时的1块银圆在上海可买7斤猪肉。
以梁启超、胡适和鲁迅三人为例，分析知识分子当时的经济收入：
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约合今人民币800元）。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启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万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还有200多银圆节余。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之薪金已定每月260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而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银圆，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4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银圆。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其实，700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 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自由思考，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000多银元(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10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
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万件图书。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鲁迅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似水照缁衣”；鲁迅抱怨无处写这两句话的时候是1931年，此时国民党已经统一全国。在这前后直至其去世，鲁迅还是有地方写的。这一年，鲁迅以连续7篇文章汇入当时汹涌的民意，一举攻掉了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起因是为抗议八国通谍，李大钊等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死47人。这一天是3月18日，史称3.18惨案。惨案发生，政府为开脱责任辩称是学生先开枪。此说刚一出口，便即遭到当时如《京报》《语丝》等众多报刊的痛驳。不仅如此，各大报小报连篇累牍的跟踪揭露评论，使得真相浮出水面。而段祺瑞尽管事先不知情，事后却长跪不起，还终于难安其位，挂冠而去。平心而论，面对几十条人命，段祺瑞丢官去职完全应该。但段祺瑞在教科书上是被定义为军阀的，军阀也者，应该是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只是段军阀身为总理，曾数度执政，曾三造共和，曾位高权重一时无两。为何没有将那些诸如鲁迅之类的杂音河蟹掉呢？！
河蟹掉一小撮如鲁迅之类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从而稳定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是很有必要的。于公，可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于私，可以继续总理中国，不失权柄。然而，段祺瑞选择了下野，把自己河蟹掉了。对此，习惯于1949年之后思维的中国人实在有点不大明白。幸好，段祺瑞自己明白：“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
民国的大人物大都见过清朝大人物的样子，（或者如徐世昌等人本身在前清就官至宰相），规行矩步，往往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气度。清朝大人物们是封建官僚，当然有封建官僚的许多毛病。但也有一条好处，就是知道敬天地，畏舆论。同光年间翰林四谏望重当朝，笔锋扫处，军机府道，无不凛然。跋扈如慈禧，当年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大发雌威，执意重处护军，从军机到刑部明知枉法而束手无策。最终靠陈宝琛、张之洞两道片纸回天，当时朝野振动，乃知言官不虚设，舆论之可畏。
这些旧闻，与张之洞同立当朝的北洋两巨头袁世凯、徐世昌是知道的。袁世凯因为深知舆论的厉害，所以从他打算做皇帝的那一天起就着手严格控制舆论。1915年，在称帝前的紧锣密鼓中，袁世凯一口气查禁了《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等多家反袁报刊，全国报纸销量锐减。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赞成帝制的河蟹声音。8月10日，袁的御用首席外国专家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代表全国人民论证中国适合帝制，帝制适合袁世凯。接下来的事似乎应该顺理成章，全国人民一致强烈要求袁世凯同志就任皇帝，一片河蟹。不料，仅仅10天之后，一个别有用心的的人士发了一个极不河蟹的杂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从头到脚将帝制论驳了个体无完肤，立论之深，力透纸背。大胆发这篇帖子的是上海的《大中华》月刊，随即加入大胆行列加以转贴的有《申报》、《时报》等大的论坛。当时，一片哗然。
袁世凯是谁？是李鸿章之后最具实力和权势的汉大臣。自小站开始，袁手中的北洋六镇是晚清的绝对主力，后来也是民国初年陆军的绝对主力。至少在此时，北洋军还牢牢控制在袁世凯手中。手握十万雄兵，身为民国总统，袁世凯竟然没奈何得了一个书生梁启超，一份小报《大中华》。
徐世昌也知道舆论的厉害，毕竟是翰林出身，加上有袁世凯的前车之鉴。在整个4年左右的任期内，徐大总统基本上没打过能完全控制舆论的妄念。有一次，徐世昌倒是真的下令检查新闻，不过很不理想。那一年是1919年，在巴黎开的瓜分会议上列强内定由日本接替德国接受在山东的利益。学生愤怒了，“一小撮”甚至还走上街头，社会因此不太“稳定”。迫于无奈，徐世昌下令控制舆论。谁知此令一下，舆论彻底翻了天。不仅学生，而且北洋内部都有不安定不团结因素。
吴佩孚是北洋系统内为数不多的秀才师长，此时更成了体制内最不安定因素。连续发电支持学生，“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这，简直就是指着徐世昌大骂他全无人心。全国一片混乱，徐世昌再也扛不住了，合约拒签，坚决拒签。于是学生成功了，史称五四运动。从此，在被赶下总统大位之前，徐世昌都不打“控制舆论”的主意。
与袁徐长期在清朝官场滚打的经历不同，段祺瑞尽管也是出身淮军参与创建北洋，但段曾留学德国数年，亲身经历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袁世凯死后，作为掌握实权的人物，段祺瑞立刻斑驳《报纸条例》，彻底开放报禁。一直到3.18惨案发生，报刊舆论已经严重威胁到段的政治生命的时候，段祺瑞都没动过控制舆论保持权位的念头，反而以去职来担当责任，这是一个政治人物起码的良知和道德。段祺瑞担当的还不只是政治责任，还有内心的良知责任：终生食素。多年以后，风烛残年的段祺瑞因病身体状况恶化，医生强烈建议改变素食习惯以增加营养。段严词拒绝，不久病逝。
段祺瑞是一个旧式人物，或者也是军阀，可是这个军阀的操守和人格与后世那些至死都不愿放权的山大王们相比，高下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黎元洪曾两度出任总统，但他离开湖北去北京后，一直是个弱势人物。第一次出任总统，被段祺瑞排挤；第二次“法统重光”回任，又被曹锟吴佩孚把持。所以姑且不论其内心是否支持言论自由，单以实际而论，黎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压制言论，相反，很多时候还要靠舆论为自己喊冤叫屈。冯国璋代理过总统，一年多的时间忙于和段祺瑞内斗；曹锟的总统是买来的，只有被人骂的份。张作霖倒是真的干掉了一个大记者邵飘萍，罪名是宣传赤化，但这位货真价实的“党报”记者，真正被杀的原因是参与张部下郭松龄叛变。
所以，北洋那几年，一半因为段祺瑞的坚持，一半因为混乱，中国的报刊发行量居然一度出现过井喷。据叶再生先生所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这种意义无需怎样评价，有一点就足够说明：如果那个时代也实行“奉命删贴”制度的话，那些被后世称为大师的人物，肯定不会出现，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
比较之下，北洋军阀治下的中国，居然是中国历史上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
最令人敬重的，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此人对政治未必最有兴趣，之所以在民初一再出头，应该是与其身边众位属僚有关。以一人之力，能凝聚人心若此，显然非寻常之辈；拿现在的话来说，应算是相当有人格魅力。这也从侧面证实，段应该为人甚善，乐于交际，基本上能够以诚待人。
段祺瑞一生，在政治上也算是对民国立过大功，所谓“三造共和”，如果以“共和”为绝对之“政治正确”，其勋劳自然无人能及。在人格方面，段祺瑞对得起其所属政治派系及其家庭，外界攻击段氏，鲜见涉及其私德者。他担任国务总理、陆军总长、及重要疆吏，前后几十年，并无什么积蓄。不但没有贪污，其任政府总理时，甚至被称为“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其清誉可见一斑。
段祺瑞一生不事生产，对于金钱，概念不是太强，1926年6月,他曾因欠黎元洪7万元，无力偿还被被黎氏告上法庭，这在当时也算是一桩大新闻。到1928年底，外界曾报道隐居在天津的段氏有一段时间家里居然揭不开锅。当然段祺瑞是大户人家，即使其退出政治后身边仍有人天天追随，每天迎来送往，花费不少，这种揭不开锅与普通人家还是有差异的。
段祺瑞一生功业未竞身先退。退出恶浊政坛后，似乎焕然一新，一心向佛，慈悲为怀，专心下棋吟诗，日子过得非常充实。1926年12月，天津大雪，冻死难民很多，段祺瑞为督促各慈善家赶办急赈，曾撰诗为灾民请命：“瑞雪觉年兆，哀鸿转弗安，众生悲业积，我佛结缘难，冬至阳生渐，春回气不寒，闭门恩寡过，善恶待天于。”以其曾任高位，弟子满堂，段祺瑞登高一呼，对赈灾事宜帮助甚大。段虽退出政圈，但并未因此而放弃其社会责任，这也是值得赞叹的。
段祺瑞不像其他政客，口头上宣布退出江湖，但实际上仍然出卖良知，为钱财官位奔忙。这也可以看出段氏是有些政治原则的人物。此类政治性格在此后中国史上实在不多见，比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冯玉祥等人，段确实算是难得的政治家。
1926年后多次有段要再次出山之消息传诸报端，但最后都证实是谎谣。段祺瑞也一再透过报纸发表声明，表示无论谁以其名义活动，均属冒顶，决不承认。正因为此，蒋介石上台后，对这位曾经的老师执礼甚恭，为解决其生活困难，还嘱咐每月补助若干，以济时需。
段祺瑞不但自己信守诺言不再出山任事，而且对其子弟约束也严，不准其借父盛名在外面招摇，要官要钱。段祺瑞曾自撰许多篇诗文，以训戒子弟。其中有一“因果篇”，文曰：“输回环无端，恩怨债分明，未生先造死，因果当权衡，善恶报不爽，非力所能争，安养惟净土，要在一心诚。”
正因为有这种信仰与道德观，段祺瑞无论在位还是退位，其行为举止均能达到一种较高标准。如果从职位升迁长久的角度来说，他做官似乎不算是最成功。但如果从负责任或职业政治操守职业道德等角度来看，段祺瑞大概可以算作是今日官吏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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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
黄宗智，1940年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 1995年），《近代中国》季刊（Modern China）创办编辑，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1、阅读方法
首先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必定要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当然有许多没有形成中心概念的著作，甚或主要是经验信息堆积类的著作，有的价值不大，但有的是十分珍贵的参考书。我这里关心的不是参考书的编撰，而是学术专著的写作），而为了精确地掌握一本书，也是为了锻炼自己概括能力与养成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思维习惯，我特别强调读书笔记要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并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更有进者，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这样的读书习惯也是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的一种锻炼。能够清楚掌握好的专著的设计和结构，才有可能自己撰写优秀的学术著作。
这样的读书习惯另外有一个很实用的考虑，就是为了积累自己将来研究和教学的可用材料。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看书之后，在个把星期到几个月之中，对一本书 的记忆是比较清晰完整的，之后便逐渐模糊，几年之后便几乎不可能在脑袋里作详细的找回检索。因此，我们要在记忆清晰的时候，精确地总结这本书以备将来之用。而这样的总结，不是被动的摘抄，而是积极的消化，迫使自己在记忆最完整的时候，按照上述的方法精确地掌握这本书并对之进行系统思考。那样，将来可以随时找回检索使用。我自己要到30岁之后才清楚了解到自己的记忆（或仅仅把书排列在书架上）的不可依靠，开始积累笔记。有不少在研究院时候读过的书，后来都得回去重看。
2、理论学习
前人有众多的理论著作，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资源。我自己提倡的途径是要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为入门途径。阅读时要求与之对话，而不是简单的死学。而对话、决定取舍的最好方法，乃是看它对组织、解释自己掌握的经验材料有用没用。
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较高的一个境界是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点上，或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试图超越现存视野。另一用途是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这样，理论更多的是工具或对手，而不是答案。
另一个有用办法是：区别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前者较少，后者俯拾皆是。前者一般视野比较宽阔，提出的概念更清晰并强有力，后者则比较模糊繁杂，除非和自己 的研究课题有直接联系，一般用途不大。这种庸俗模式的大量存在本身便是西方形式主义倾向的一个例证：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而与这样的模式“对话”，虽然可能会起点公关作用，但对推进和提高自己的分析概念不会有太大帮助。最后一种可行的理论学习方法是：先在某一种流派之中，深入浸淫一段时间，作为入门方法，锻炼自己概括和连接概念的能力，然后进而学习其他流派。国内许多年长一点的学生，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惜的是其教学方法，大多是当教条死背，而不是活学活用地用来提出问题。但也有少数的学生，还是能够从其中得到概括能力的锻炼，这是宝贵的资源，可以当作学习其他流派理论的基本功。
3、写读书报告
学术著作都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而阅读那样的著作，首先是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一段，甚或是一句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总结的时候，关键在于不要摘抄，要用自己的话，因为那样才会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首尾，掌握 其中心论点之后才逐章阅读，每章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总结。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甚或更进一步：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至于比较纯理论性的著作，我们要问：它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或你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什么用？这样的看书写笔记方法乃是一种思维上的锻炼，也是养成自己的思考、写作习惯的办法。关键在养成看后就写系统笔记的习惯，不可依赖自己的记忆，因为几个月（最多一两年）之后肯定会变得模糊不清。笔记最好既不要太简短也不要太详细，应在一、两千字的范围之内。这样长年积累，随时可供将来的研究和教学之用。
4、研究写作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设计论文首先应要求自己能在经验层面作出前人所未做的贡献，因为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思想上多未完全成熟，若能老老实实做经验研究，最起码可以在那个层面上做出新的贡献。但这不是说要只作经验信息的简单堆积，因为那样无从区别重要和不重要的信息。优秀的学术贡献需要带有明确的问题，经验证据的目的是用来解决重要的问题，而问题的建立要靠经验与理论的连同使用，不可只靠单一方面。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新鲜的经验证据来提炼新鲜的概念，用以解决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所谓理论问题，上面已经提到，既可以是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也可以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点。另外，最好是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那样才会有驱动力，使自己作出长时期的持续投入。
这里应该说明，寻找自己最想做而又是最能做的题目常常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当年便因导师的影响而选择了思想史的题目，并试图为导师而挑战当时占美国首席位置的Joseph R. Levenson。后来才发现，自己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能力上，都更倾向于关注普通人民，而又比较喜欢解答有关人们实际生活的问题，更合适做经济史、社会史和法律史。但清楚认识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近乎不惑之年了。基于以上的经验，我自己一贯避免指定学生做某个题目，因为我认为这几乎等于是在替他们找对象。做学问是个长时期的磨练，十分必要找到自己真正愿意一生与之作伴的主题，但国内由导师包办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亟需改革。
最后，怎样在经验证据上提炼新鲜概念。上面已经提到，一个好的方法是从经验证据与现存理论的脱节点出发，与现存理论，尤其是经典性的著作，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概念。最好是跨越不同流派的理论，因为同一流派中的论证，多只关乎次级问题，而不同流派的交锋点，常常是最为基本和关键的问题。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掌握单一流派的理论已经不容易，要求同时与不同流派对话，可能是过分苛求。但实际上，只掌握单一流派，常常会陷于不自觉地完全接受其预设前提，久而久之，甚至会以为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真理”，因此陷入由意识形态主宰的研究。而且，通过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可以更清晰深入地同时掌握不同概念，并把自己的认识和问题提高到最基本的层面上。这方面中国的研究生其实具有比美国学生优越的条件。作为处于两种文化冲击下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研究生更能体会到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以及不同理论之间的交锋。今天中国的研究生，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双重文化人”（见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和美国一般研究生很不一样。若能既不迷信普世理论，又不迷信自己的感性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资学术使用的重要资源。最后是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与高层次的理论问题意识的探讨，来回反复连接，由此才可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学术传统。
有关如何写读书报告的问题（管成鹰2011年10月26日发布）
LY同学来信询问有关如何写读书报告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以下是我给她的回信，经她同意发布在这里（十分感谢！），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看到：
LY，你好！
I.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有关学术书籍的读书报告不是属于那种高中作文意义上的“读后感”一类的东西。在大学里，老师给学生布置读书报告作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弄清楚学生对于某一种观点或者主张的掌握程度，督促大家进行阅读（请注意，在大学里，阅读不再分为“大纲要求的阅读”和“课外阅读”）；其次，老师也希望学生能够在理解了他/她所阅读过的内容之后能够对其有一个批判性的反思（a critical review）。这也就是说，你的读书报告应该由两个主要的部分构成：
1. 对于阅读过的内容进行分析（analysis）。
所谓的分析，在这里指的是揭示出你所阅读的内容中的内在逻辑，弄清楚原文的作者所要论述的是一个什么问题，他/她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他/她提出了那些证明来支持这样的观点，他/她对于其他人的观点及其证明有什么样的评论等等。一句话，就是要梳理出原文内容中所蕴涵的“论证（argument）”。（对于学术文章或者著作来说，第一位的内容是论证，第二位的内容是论证，第三位的内容还是论证。）
2. 对于经过分析之后的观点进行评论。
这里所说的评论，不是表达一种主观情感或者没有根据的遐想，而是要你针对你所梳理出来的论证而研讨其合理性（rationality），你可以尝试去揭示作者做出这样一个论证是否蕴涵有内在的矛盾？是否依赖于一个不太可靠的前提？是否会导向一个十分不良的推论？等等这些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分析，但是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分析，或者说批判性的分析了。（这一部分在学习的初期阶段在重要性上低于上一部分的内容，所以你现在可以主要努力尝试把上一个部分完成好。）
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到，通过写读书报告，你应该在两个方面的能力上得到培养：一是做论证的能力，二是反驳论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说到底都是一种“分析”的能力。通过梳理式的分析别人的论证，你将会渐渐熟悉要如何去论证自己对于一个问题的观点。通过批判性的分析别人的论证，你将会渐渐熟悉要如何反驳自己不同意的观点，以及在面对可能的反驳的时候要如何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这些能力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给一个人让他/她成为有教养的人最核心的能力。
II.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是，读书报告不是一种规范的学术文章，而只是进行练习用的工具，因此对于它没有特别的文体要求，你可以自由的组织自己的文章布局和结构。当然，对于禁止剽窃和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等等这些基本的学术道德的要求在这里仍然是有效的。
如有其他疑问欢迎继续来信询问。
祝好！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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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陈师明New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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